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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外的救援

1960年代以來,海內外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的行動,跨越數十年,參與的個人、團體不計其數,有:海外台灣人、教會團體、外國友人、國際特赦組織、媒體、學界。

1961
年,日本台獨聯盟為蘇東啟案,向美國國會議員寫信陳情。1964年,海外同鄉和國際人權團體積極救援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的彭明敏、謝聰敏、魏廷朝。

1960
年代末期,人權議題逐漸成為二次戰後國際社會關注焦點;海外對台灣的政治受難者救援,逐漸組織化、多樣化。1970年代中期,美國總統卡特實行人權外交政策,將人權議題帶入國際政治,國民黨政權迫害人權的記錄,引起世界關切。

在國內,
1969年謝聰敏在景美看守所時,與蔡財源合作收集一部分政治受難者名單,再交給彭明敏(當時仍在台灣),由彭交給美國大使館。1970年,蔡財源又將他搜集到的名單237人,輾轉交給台灣神學院美籍牧師Michael Thornberry、作家孟祥軻、李敖、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Martin Ennals,由Ennals帶到日本,在《台灣青年》發表,這是台灣政治受難者透過獄中/獄外暗中合作,將政治犯名單首度在國外媒體曝光。

1971
年,獄中的蔡財源、陳中統等人,和獄外的謝聰敏、蔡金鏗等人合作,克服重重困難,收集214名政治受難者的詳細資料,交給國際特赦組織。這些詳細的資料成了日後國際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的重要參考。

1979
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,國民黨大肆逮捕反對人士,引起舉世關切。在國際社會強大壓力下,創造島內外持續對國民黨施壓的環境。

    ◆手抄本的台灣政治受難者名單214人,傳到海外後刊登於《台灣青年》的「台灣政治犯芳名錄」。其中郭衣洞(柏楊)、黃華、詹益仁、林水泉及許席圖都名列其中。(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提供)

海外台灣人:在恐懼中伸張大愛
在外籍人士尚未大量投入救援工作時,海外台灣人早已把島內的人權狀況公諸於世。他們組織團體,出版刊物,舉辦活動,演講遊行,靜坐抗議,遊說國會議員等,影響及於人權組織、學界、政黨,甚至政府。但海外台灣人只要挑戰國民黨政府,仍有可能遭海外特務監視甚至綁架。柳文卿案就是一例。

教會:義無反顧貫徹普世人權
教會也是早期關懷台灣人權的國際組織。台灣長老教會、天主教的馬利諾會和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「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」(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)也功不可沒。如台灣神學院美籍牧師Michael Thornberry,因協助將台灣政治受難者名單向國際公開,於1971年初被台灣當局驅逐出境。此後10年間,有十多名傳教士被驅逐出境或限制入境。

    ◆天主教馬利諾會的郭家信神父(Father Ronald Boccieri),1977年因藏匿陳菊,被長期拒絕入境台灣。2001年12月10日郭神父出席總統府「人權之路」展覽,以台語致詞。(潘小俠 攝影.台灣游藝 提供)

外國友人:機密救援媲美情報員
1970年代,開始出現以個人為單位,地下、秘密的救援方式。不少外籍學生、歌手、家庭主婦、報社特派員等,以零星方式傳遞台灣人權的相關資訊,主要是針對言論與出版自由,以及釋放政治受難者。

日本的三宅清子,美國的
Lynn Miles,撐起最主要的地下情報聯絡網。他們在海外發布消息,與在台灣的人權工作者如田朝明醫師、謝秀美(謝聰敏之妹)、郭雨新的秘書陳菊和一些外籍人權志工聯繫,並建立和海外台灣人社團、人權團體的聯繫管道。


    ◆Lynn Miles(漢名梅心怡)目前長住台灣龍潭,2006年接受採訪說明救援經過。曹欽榮 攝影)

    ◆1978年,Rosemary Haddon(左一)、艾琳達(左二)經常幫助陳菊(右一)夾帶台灣人權資料到海外。圖中他們在南投張俊宏家,與張俊宏妹妹張美貞(右二)合影。(Rosemary Haddon 提供)

日本台灣政治犯救援會
1977年成立於東京,透過各種管道收集台灣政治受難者的資訊,同時散發到國際上,以公開演講、集會、遊行、寫文章登報……等方式,向國民黨政府施壓,要求釋放台灣政治受難者。在台灣解嚴後,逐漸走向民主,救援會在1994年正式解散。


    ◆救援會在日本街頭的救援活動。(手塚登士雄 提供)

    ◆參與救援台灣政治犯的人權工作者,由左至右為三宅清子、陳菊和謝秀美。(艾琳達 提供,2006)

    ◆救援會抗議林宅血案,在日本的遊行活動。(手塚登士雄 提供)

國際特赦組織:長期發動全球救援
國際特赦組織(Amnesty International,簡稱AI)於1961年創立於英國,1970年代快速成長;因為對世界人權有卓越的貢獻,1977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。秘書長Martin Ennals19691970年間二度訪台,尋訪政治受難者的資料,將從獄中輾轉送出的名單帶往國外。

1975
1979年間,AI多次派員來台調查政治案件真相與觀察審判,並與海外的資訊來源(如梅心怡)保持密切聯繫。AI將總部的人權調查結果,傳送給世界各地的分會與小組,動員會員力量,寫信、寄生活必需品給政治受難者,並廣做宣傳活動,向台灣政府施壓,要求釋放。在綠島、泰源、景美監獄的受難者都曾經收到AI的信或物品。

AI的國際聲譽,國民黨政府很難否認或駁斥其公布的人權調查報告。AI所救援過的台灣政治犯不計其數,包括呂秀蓮、姚嘉文、陳菊、柏楊、施明德、林義雄、黃華等,及50年代無期徒刑的受難者,都曾被AI認定為「良心犯」,受到世界各地人權關懷者長期的認養與關心。

官方與學界:給台灣當局明顯的壓力
1970年代中期以後,美國的國會議員經常舉辦台灣人權的聽證會。明尼蘇達州出身的Donald Fraser是首位關切台灣人權問題的國會議員,貢獻很大。此外還有一些大學教授,也積極關懷台灣人權,甚至加入請願、救援行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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