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內外的救援

1960年代以來，海內外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的行動，跨越數十年，參與的個人、團體不計其數，有：海外台灣人、教會團體、外國友人、國際特赦組織、媒體、學界。

1961年，日本台獨聯盟為蘇東啟案，向美國國會議員寫信陳情。1964年，海外同鄉和國際人權團體積極救援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的彭明敏、謝聰敏、魏廷朝。

1960年代末期，人權議題逐漸成為二次戰後國際社會關注焦點；海外對台灣的政治受難者救援，逐漸組織化、多樣化。1970年代中期，美國總統卡特實行人權外交政策，將人權議題帶入國際政治，國民黨政權迫害人權的記錄，引起世界關切。

在國內，1969年謝聰敏在景美看守所時，與蔡財源合作收集一部分政治受難者名單，再交給彭明敏（當時仍在台灣），由彭交給美國大使館。1970年，蔡財源又將他搜集到的名單237人，輾轉交給台灣神學院美籍牧師Michael Thornberry、作家孟祥軻、李敖、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Martin Ennals，由Ennals帶到日本，在《台灣青年》發表，這是台灣政治受難者透過獄中／獄外暗中合作，將政治犯名單首度在國外媒體曝光。

1971年，獄中的蔡財源、陳中統等人，和獄外的謝聰敏、蔡金鏗等人合作，克服重重困難，收集214名政治受難者的詳細資料，交給國際特赦組織。這些詳細的資料成了日後國際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的重要參考。

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，國民黨大肆逮捕反對人士，引起舉世關切。在國際社會強大壓力下，創造島內外持續對國民黨施壓的環境。

　　　　◆手抄本的台灣政治受難者名單214人，傳到海外後刊登於《台灣青年》的「台灣政治犯芳名錄」。其中郭衣洞（柏楊）、黃華、詹益仁、林水泉及許席圖都名列其中。（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提供）

海外台灣人：在恐懼中伸張大愛
在外籍人士尚未大量投入救援工作時，海外台灣人早已把島內的人權狀況公諸於世。他們組織團體，出版刊物，舉辦活動，演講遊行，靜坐抗議，遊說國會議員等，影響及於人權組織、學界、政黨，甚至政府。但海外台灣人只要挑戰國民黨政府，仍有可能遭海外特務監視甚至綁架。柳文卿案就是一例。

教會：義無反顧貫徹普世人權
教會也是早期關懷台灣人權的國際組織。台灣長老教會、天主教的馬利諾會和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「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」（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）也功不可沒。如台灣神學院美籍牧師Michael Thornberry，因協助將台灣政治受難者名單向國際公開，於1971年初被台灣當局驅逐出境。此後10年間，有十多名傳教士被驅逐出境或限制入境。

　　　　◆天主教馬利諾會的郭家信神父（Father Ronald Boccieri），1977年因藏匿陳菊，被長期拒絕入境台灣。2001年12月10日郭神父出席總統府「人權之路」展覽，以台語致詞。（潘小俠 攝影．台灣游藝 提供）

外國友人：機密救援媲美情報員
1970年代，開始出現以個人為單位，地下、秘密的救援方式。不少外籍學生、歌手、家庭主婦、報社特派員等，以零星方式傳遞台灣人權的相關資訊，主要是針對言論與出版自由，以及釋放政治受難者。

日本的三宅清子，美國的Lynn Miles，撐起最主要的地下情報聯絡網。他們在海外發布消息，與在台灣的人權工作者如田朝明醫師、謝秀美（謝聰敏之妹）、郭雨新的秘書陳菊和一些外籍人權志工聯繫，並建立和海外台灣人社團、人權團體的聯繫管道。

　　　　◆Lynn Miles（漢名梅心怡）目前長住台灣龍潭，2006年接受採訪說明救援經過。（曹欽榮 攝影）

　　　　◆1978年，Rosemary Haddon(左一)、艾琳達(左二)經常幫助陳菊(右一)夾帶台灣人權資料到海外。圖中他們在南投張俊宏家，與張俊宏妹妹張美貞(右二)合影。(Rosemary Haddon 提供)

日本台灣政治犯救援會
1977年成立於東京，透過各種管道收集台灣政治受難者的資訊，同時散發到國際上，以公開演講、集會、遊行、寫文章登報……等方式，向國民黨政府施壓，要求釋放台灣政治受難者。在台灣解嚴後，逐漸走向民主，救援會在1994年正式解散。

　　　　◆救援會在日本街頭的救援活動。（手塚登士雄 提供）

　　　　◆參與救援台灣政治犯的人權工作者，由左至右為三宅清子、陳菊和謝秀美。(艾琳達 提供，2006)

　　　　◆救援會抗議林宅血案，在日本的遊行活動。（手塚登士雄 提供）

國際特赦組織：長期發動全球救援
國際特赦組織（Amnesty International，簡稱AI）於1961年創立於英國，1970年代快速成長；因為對世界人權有卓越的貢獻，1977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。秘書長Martin Ennals於1969至1970年間二度訪台，尋訪政治受難者的資料，將從獄中輾轉送出的名單帶往國外。

1975至1979年間，AI多次派員來台調查政治案件真相與觀察審判，並與海外的資訊來源（如梅心怡）保持密切聯繫。AI將總部的人權調查結果，傳送給世界各地的分會與小組，動員會員力量，寫信、寄生活必需品給政治受難者，並廣做宣傳活動，向台灣政府施壓，要求釋放。在綠島、泰源、景美監獄的受難者都曾經收到AI的信或物品。

以AI的國際聲譽，國民黨政府很難否認或駁斥其公布的人權調查報告。AI所救援過的台灣政治犯不計其數，包括呂秀蓮、姚嘉文、陳菊、柏楊、施明德、林義雄、黃華等，及50年代無期徒刑的受難者，都曾被AI認定為「良心犯」，受到世界各地人權關懷者長期的認養與關心。

官方與學界：給台灣當局明顯的壓力
1970年代中期以後，美國的國會議員經常舉辦台灣人權的聽證會。明尼蘇達州出身的Donald Fraser是首位關切台灣人權問題的國會議員，貢獻很大。此外還有一些大學和教授，也積極關懷台灣人權，甚至加入請願、救援行動。